「小確幸」確實是理解我們這個時代與青年世代的關鍵字，它既是商品行銷的流行口號，也是台灣發展停滯不前的代罪羔羊。然而，太多對「小確幸」的批評都是對其根源與意義的不理解。
一種主流論述（特別是來自財經界）喜歡把小確幸是和大志向對比，他們認為台灣年輕人太小確幸，只向內看，只想開咖啡店、蹲在社區、做小東西；真正志氣的青年，應該要走出去，不論是去中國、去澳洲、還是去西方。
這一來是不了解小確幸之所以是小確幸的理由，二來不了解小確幸翻轉的時代意義，甚至不知道小確幸可能比去上海打工的人更國際化！
首先，很少人注意到兩種小確幸的區分，一種是消費意義，一種是作為工作。兩者有某些相同的背景，但也有很不同的意義。
有一些人指出過，小確幸出現的社會脈絡很大部分是來自台灣經濟的崩壞與世代不正義。尤其，年輕人薪資停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加上物價與房價上漲，貧窮化的年輕世代只能透過簡單的消費來感受那「微小而確定的幸福」，不論是美食或旅遊。小確幸因此成為一種生活風格的追求。
這意味者，小確幸的現象是大人們造成的惡果，是他們的父輩世代沒有讓台灣經濟轉型、是他們讓貧富不均日益惡化，所以被擠壓的「魯蛇」世代只能選擇那些微小幸福。
上一個世代沒能推動台灣經濟前進也影響小確幸作為一種工作選擇態度：與其去選擇低薪工作乃至大量的非典型工作，很多年輕人更寧願選擇微型創業，以及返鄉創業。
另一方面，除了經濟環境崩壞，這個小確幸世代其實代表台灣社會的前進：他們比父輩們更具有更多元的價值，他們不以競爭力、賺大錢為最高價值，而是寧願選擇更能實踐自我的工作。同時，不論是開獨立小店（以反對壟斷連鎖）、追求環境友善、本土農業，他們其實是這個新時代價值的創造者。或者更精確地說，他們是過去二十年的革命的後代：因為戰後台灣的發展模式就是威權政治加上經濟成長主義，但是八十年代以後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衝擊了過去單一的主流價值，讓環境保護、社區改造、多元平權、民主參與等改變台灣社會，年輕世代可以說出生就承接了這些價值，並且讓這些價值開花結果。
更進一步來看，所謂在台灣開店的小確幸世代是內向、去外國打工才是大志向，其實是一種錯誤的對立：除了著名的麵包師，台灣的咖啡師也拿下世界冠軍，台南的霜淇淋店在日本拿到比賽大獎，這證明他們的國際水準。此外，台灣的許多農業工作者、社區工作者也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他們是真正國際視野、在地實踐。也有許多民宿或生活小店的經營者是走過地球許多地方，然後回到故鄉，開啟了他的夢想。而且，他們許多人是在追求「職人精神」：把一杯咖啡做好，把水果種好，把一種工藝做到更精緻。
這些與其他國家相比並不特殊，台灣熟悉的日本有更多青年選擇這樣的工作，歐美更是。因為，這些「先進」國家具有更多元的價值，而不像發展中國家只以拼經濟作為最高價值。認為去國外打工更有志向，實在是一種過時的想法。
所以去批評年輕人不往外走是沒有意義的批評：有能力、願意往外走的人，自然會出去，而願意留在台灣或者返鄉從事更草根工作的人，當然也是一種生命選擇，且是真真切切地改變台灣。
當然，這並不是說現在的年輕世代一切就很好，內向封閉就是對的。台灣社會整體當然視野狹窄、缺乏國際觀，但有這問題的人不是只屬於一個在台灣工作的年輕人，也可能是一名去中國工作的創業家，因為關鍵問題在於我們的教育的媒體提供了多少思想的養分，廣闊的視野。這是台灣整個社會的共業。
結論是，小確幸世代是台灣過去發展路徑依賴的產物，上一代沒有讓台灣經濟向上提升，卻批評年輕世代的小確幸心態，是很荒謬的；另一方面，小確幸世代也是此前社會改革者的後代，讓他們有更多元的生命價值。但他們當然有其局限性，只是這個局限性的根源不在於他們，而是在掌握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媒體資源的大人們。
張鐵志
文化評論者，現任《數位時代》雜誌首席顧問、《政問》主持人暨總編輯、閱樂書店總顧問，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等書。
做為寫作者，張鐵志是這十年來台灣與華人世界中最重要的文化與政治評論人之一，文章廣見於台港中馬主要媒體與國際媒體中文網。做為媒體工作者，他一直探索不同媒體的實驗，曾參與創辦網路新聞媒體《報導者》、網路政策節目《政問》（並擔任主持人與主編）、《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擔任創刊總主筆），在擔任香港《號外》雜誌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推動雜誌轉型，在港引起廣大迴響。亦曾任端傳媒顧問、學學文創顧問、《新新聞周刊》副總編輯等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