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象人
楊智傑新近出版的詩集《小寧》，裡面有一首名為〈氣象人〉的詩：「無數幻影噬咬，分裂著我們／我安逸的血肉感到疏離／寒冷、害怕。我已不再屬於這裡了／我已不再屬於這裡了／音樂與詩歌隱遁的節慶／在暴雨和車隊間，我甚至無法聽見。」
我們也會在張鐵志的新作《想像力的革命》，或更早的《反叛的凝視：他們如何改變世界？》讀到氣象人，被他們激進的爆破行動所震撼，也為日後的潛伏潰散而傷感。他們後來去哪兒了？《反叛的凝視》裡有簡短的追蹤與解答，《想像力的革命》展開了更細微的描繪，不只更多故事更多篇幅，而是暴力與悲劇的回應試探。楊智傑的《小寧》看似情詩，其實更感傷擺盪於土地與身軀運動交錯之處。張鐵志給了楊智傑一段推薦序言：「沒有比青春、自由與愛更迷人的主題。喧嘩與騷動，感傷與憤怒，激情與困頓，這本書是封溫柔情書，寫給這座還很青春但略顯蒼老的島嶼，以及這個不安但不願放棄希望的世代。」讀來也像他寫給自己。
書寫一本書的時間是兩年，或是三十年。60年代的水源火種從十六歲青春埋伏到現在。是南方朔1980年的《憤怒之愛》（南方朔也以氣象人作為全書的起點：「西十一街十八號的大爆炸顯示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它同時也可能就是一種開始。」），《當代》雜誌1986年6、7月號的60年代專題（除了美國，還有法國五月學運、西德學運、布拉格之春、日本大學鬥爭、南韓四．一九運動⋯⋯）。他說寫作是為當年的自己補課，但是否也以寫作面對當前的社會騷動，留給下一個世代鑰匙與密碼？「我其實沒有刻意去對應臺灣的社會現實，不過的確是與香港的一些抗爭狀態有關。」見到張鐵志時，也是沉重的四月氣象：金恩博士遭暗殺五十一周年，鄭南榕自焚三十周年，佔中九子宣判有罪。
與此同時，他也是忙碌的，在中華文化總會任職副秘書長，雜誌《新活水》任職社長，這個他形容「帶有政治性的文化工作」，似乎疊合了過去在他生涯裡，政治事業與文化傳媒的職涯單選題。他人不免敏感困惑，是不是走入體制內，或者等同於被收編？憤怒與自由，有沒有可能因為溫和而無效？「其實我並沒有排斥進入體制，不過與其說身處體制內，或許我現在的位置，更接近體制與體制之間的橋梁，或者扮演某種中介者的角色⋯⋯體制是不是等同被收編？也許這世界沒有那麼非黑即白。」
世界的確不是非黑即白。有了《聲音與憤怒》的搖滾噪音與騷動、《反叛的凝視》的抵抗支點，新書《想像力的革命》雖以革命之名，裡面藏匿收納的，還有寂滅與消散：凱魯亞克的自我放逐，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DS）的矛盾瓦解，自由之夏的騷亂與死亡，嬉皮花色下暴力與藥物的陰影，抗爭後隨之而來的牢獄、審判、逃亡⋯⋯國家並不闔上監視之眼，世界聚攏黑暗，有人逐漸與時代無關，即使心仍有所愛。視角觀點的微調，毋寧是張鐵志的遷徙軌跡。從「垮掉的一代」到「全球型錄」，從反叛的啟蒙到未曾完整實現的未來，人物事件在不同的篇章反覆登場，相互支撐包裹了世代圖景。他沒有被海量資料淹沒，試圖加入自傳、回憶錄，呈現更多細微的時代感覺與記憶。「但這本新書出版的時候，也有人酸我：怎麼每本書都差不多？」面對這樣的質問，他沒有憤怒與爆破，「我還是有很多事情不了解，Bob Dylan我寫十篇都還是無法窮盡，更何況是一個年代⋯⋯我希望自己是一個轉譯者，帶領讀者看到一個時代的複雜。」一如他描繪Joan Didion、Tom Wolfe、Norman Mailer的非虛構寫作，「必須要有新的文字想像，才能走進風暴的中心，抵達那無人之境。」
Like a Rolling Stone
如果為《想像力的革命》選一首歌？「很簡單，是Bob Dylan 的〈Like a Rolling Stone〉。」滾動的石頭迷失方向，無人相識，寶變為石，反叛與挫折相生。張照堂在〈狄倫文化〉說這首歌主題是關於嚴酷與激勵。完成《想像力的革命》之後，張鐵志也才意識到自己寫作的變化，其實吸收了過去的挫敗雨水。「我沒有你們想像那麼一帆風順。」離開博士班的學術工作是挫折（學術分工的專一與不滿足，知識勞動的異化）、在《旺報》文化副刊時對中國異議聲音的邀集與被壓抑（也算一種革命失敗）。位置與位置之間，有不能安放也有不願被安放。「寫《聲音與憤怒》的時候，我是三十二歲，希望可以帶動大家起來革命反抗，非常熱血。但《想像力的革命》多了一些黑暗面，有無奈與失落在裡面。」失望不是失敗，世界仍在緩緩滾動，「我是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現實充滿缺損，沒人做過的事，靠想像力與行動力補充。只是走在風頭浪尖，全面保持敏銳似乎有點難度。「我在人際關係上比較遲鈍，像是辦公室裡面一些細微的情感變化，我有時也會不知如何是好。」張鐵志無可奈何的笑，「我的個性好像比較溫和，不過我對事物的態度是強烈的。」
如果有一個平行時空的未來，如果不在這裡，會去哪裡實現這種強烈？「以前我一定是說去搞搖滾樂隊，現在⋯⋯其實我滿喜歡我現在的狀態的。」博士學位的中斷，是小小遺憾或者未必？「大學時候我期待、想像的，是一種有實踐力、批判力的知識工作者。但其實現在透過媒體透過寫作，我一樣在做知識工作。」穩定的可能僵固，彈性的可能朝不保夕，非選不可的話，張鐵志的答案大概是拒絕無聊。搭長途飛機時候總是帶上看不完的書，只因為擔心被釘死座位上強迫放空，「我害怕無聊。」他說想像力是破壞現有的框架，活成想要的樣子——還有什麼想要的樣子，需要進行更大的破壞？
在路上
在（也許無法寫盡的）60年代之後，他是否想過書寫自己的關鍵時刻，青春與騷動的90年代？「如果要給我或同代人一個詞的話，我想大概是『後解嚴』吧。」禁忌看似解除，但一切仍在變動，尚未凝固。我想起賴香吟的〈虛構與紀實〉：二二八，解嚴，未完成的書寫與造作死亡，一些躁動與神祕的詞彙飄蕩在夏日小鎮，「我們必須透過這麼不尋常這麼做作的方式，才瞭解了自己。」
張鐵志曾經在《聯合報》上的「文學相對論」與李維菁對談：「每天放學後，我會和另一個男孩K在學校附近晃蕩……彼時這個島嶼剛剛解嚴一年，威權的幽靈仍然巨大如山，經過森嚴肅穆的總統府前總是有點害怕，怕被那些憲兵刁難。那時總統府前這條路還叫『介壽路』。幾年之後，我們才理解這樣的路名有多荒誕。又幾年之後，我當了憲兵，在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總統就職典禮時，駐守在北一女校園內準備在緊急狀況時衝出去維安。而再過幾年，我們會經常在這條路上參加抗議活動。」凝縮與疊影，激烈震盪或者緩慢蛻皮的時代。當他路過南海路，開闊銳利的紀念堂，那裡有什麼幽靈與火種？張鐵志非常喜歡楊照的第一本小說《大愛》，還買了好幾本送人。他沒有提到的是，楊照為了寫政治與愛的複雜變貌，書中自陳「這故事一直在我心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來騷擾我一下。」是否也有什麼未完成的騷擾著張鐵志？他說也許未來寫臺灣版的《聲音與憤怒》，一路從民歌時期到〈島嶼天光〉，或者寫台灣的70、80年代，有美國60年代能量的流動與轉嫁。「但我的鄉愁應該是我的大學時代，可能比起早年的眷村生活來得更重要。我不太敢寫，是因為不知道怎麼下手。」愈美麗的東西愈不可碰，回返自己可能更艱難。
「我害怕死亡，我想到消失這件事，總是覺得很害怕，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說不定我是用玩樂來抵抗死亡。」1987年，那個在植物園、博愛路、重慶南路書街晃蕩的男孩也是嗎？也許90年代會持續騷擾他，想像新的文體，新的問題，新的身體，進入另一個風暴中心，去抵抗消失。像是他在《想像力的革命》中引用的保羅奧斯特：「我的思想在那個火與血的一年之後，並沒有改變多少。當我現在獨自拿著筆坐在這個房間時，我知道我仍然是瘋狂的，也許比以前更瘋狂。」
張鐵志
1972年出生的天秤座。大一第一天掙扎著要做文藝青年還是抗議青年，此後人生為這兩條軸線所交織。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文化總會副秘書長暨《Fountain新活水》社長。曾任《號外》總編輯暨聯合出版人、《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創刊總主筆、《報導者》總主筆、《政問》主編與主持人。
2004年出版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2015年出版十周年增訂版，以及《反叛的凝視》、《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燃燒的年代：獨立文化、青年世代與公共精神》，新作《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
《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烏托邦追尋》
作者：張鐵志
出版社：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