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小說家,僅偶爾撰寫散文或旅行故事。其實我多麼希望能描述我小說創作過程中的心路歷程─比如一開始便失誤的旅程、糟糕的一天、和突然魅力湧現時,那種茫然摸索的心境─而不流於狂妄的揣測和荒謬的自負。但即便這種漫浪的嘗試也難免失之矯飾而令人不快,所以你知道我的為難之處了。
如果我不能忍受其他作家空談他們作品時的狂熱虛榮,那為何我還要做同樣的事?我樂於看到有人寫出好的小說,卻絕不哀嚎他們是怎麼做到的。當作家抱怨寫作是多麼艱難、是痛苦的謀生時,任何傻瓜都看得出來他們說的根本是破詞兒。和真正的工作相比,諸如開採煤礦或採收鳳梨或撲滅野火或擔任侍者等,寫作根本是天堂。
此外,我也受困於折磨著許多作家的莫大恐懼,就是如果我細細解剖創作小說的技巧,可能就再也寫不出一個字兒了。這種事最好不要亂吹噓。每個作家都必須找到小說中的祕密,處境悲慘有幫助、胡思亂想和喜愛書本也行,還有便是離開家門。旅行家諾曼.路易斯(Norman Lewis)表達得十分傳神的「離家越遠,作品就越好。」是我從小就懷抱到大的概念,事實也證明的確如此。
但如果小說寫作是一種在黑暗中進行、諱莫如深,且難以捉摸的儀式,也就是說在下筆之前,你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寫些什麼的話,那其他類型的寫作便是一種比較簡潔及實用的方法。
旅遊書寫我倒是可以談談。我有一定的指導方針。首先要盡可能的以非官方性質進行。官方旅行的危險證據隨處可見。世上沒有任何事比贊助的訪問、媒體公費旅遊、記者團、提供記者的資料、和實情調查任務更具誤導性的了。官方訪問的潛台詞總是偏頗,而官方訪客的懶惰、妄自尊大和貪婪,也驅使其接受贊助,欣然接受謊言。紅地毯的目的就是讓訪客眼花撩亂,以模糊真相。
「烏干達現在情況不錯。」當我在某場聚會上告訴柯林頓總統我去過那裡時,他對我這麼說。
我說:「不,不是的。那裡政府腐敗,總是迫害反對派。叢林生活比一九六○年代我在坎帕拉(Kampala)當老師的時候還要糟糕。而且正如我剛剛跟您說的,我一個月前才在那裡。」
「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才剛從那邊回來,」關於我的無知,總統微笑以對。「那裡狀況不錯。」
這會兒輪到我笑了。
「你以為你是誰啊,把伊朗說得這麼糟糕?你撒謊!」一九七五年八月,我出版第一本旅遊書《大鐵路市集》(The Great Railway Bazaar)之後,瑪里昂(雅各布夫人).賈維茨(Marion [Mrs. Jacob] Javits)在紐約市國家廣播公司(NBC)電視工作室後台對我咆哮。她說伊朗是一個安定、繁榮、治理良好的國家。真的嗎?我搭火車和公車,從西向東穿越伊朗,最後抵達聖城瑪什哈德(Meshed)。一路上聽到的都是伊朗人憤怒指控有關酷刑、鎮壓和暴政的故事,聊的都是要下架沙阿(Shah)。事後證明,賈維茨夫人是伊朗政府的有償顧問,而她身為美國參議員的丈夫雅各布(Jacob Javits),也經常前往伊朗公費旅遊,享用沙阿提供的免費魚子醬。十四年後,沙阿終於被推翻下台。
「旅遊書的命運,可謂最不確定的。」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理查德.庫爾(Richard Curle)《進入東方》(Into the East)的序言中這麼寫道:「在人類所有的文學作品當中,旅遊書受到的抨擊最多,所以最常把自己的命運交到敵人手中的,就是旅遊書作者。」
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國旅遊一書《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Riding the Iron Rooster)中,我提到了中國警察、人民武裝警察和「城管」(維安官員)特別喜歡毆打學生。我在中國旅行了整整一年,見過多次示威運動。因為西方一貫的看法是中國政府有心改革,已經變得比較寬容了,所以評論家頻頻打臉我的書,結果一年後就發生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事件。
真正的旅行和散文家的探究所需要的策略要單純多了―謙虛、耐心、孤獨、隱姓埋名和保持警覺,這些特質一般不會拿來要求那些油頭粉面的國會調查團議員,或是隨意施捨、散發免費食物的慈善單位代表,或是報導高層會議的記者的,那些人不過都是為了踏上歡迎的門墊而來。
我是個有點錢、有點年紀、有點名氣的作家,足以搭頭等艙、租用名車、入住豪華酒店,但這一切卻更讓我有穿著舊衣、撙節預算、搭乘公車、火車或牛車旅行的必要。我的基本素材(這也是希羅多德以來旅行敘事的內容)來自社會底層的對談。
本文節錄自馬可孛羅文化《景觀中的風姿:人物與地方【旅行文學名家保羅‧索魯全新散文作品】》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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