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見到楊力州，他總是一貫的深色襯衫或T恤配牛仔褲的打扮，據說這是因為他嫌每次出門要想穿什麼太麻煩，「乾脆同一款買好幾件」。然而他為了拍紀錄片，十多年來幾乎可以說跑遍了台灣大小鄉鎮，「現在每個月都會有各地送來的農產品，大概是我拍紀錄片僅有的福利了。」楊力州開玩笑說，如果哪天不拍電影了，他應該可以去當里長伯。
從一台攝影機開始
小時候楊力州是不愛念書卻熱愛看漫畫的小孩，漫畫以格狀場景構成劇情，說來和電影分鏡其實有那麼些相似。學業成績並不理想的楊力州，或許也隱約在當畫師的父親期待之下，一路從復興商工念到輔大應用美術系，大學一年級時甚至拿下美術展競賽首獎。但他卻拿著八萬元獎金去買了一台VHS攝影機，「其實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會想要這個東西，我心裡一直明白我爸是希望我走美術這條路，但那時他沒說什麼，也就陪著我去買了。」
楊力州說他曾被問過無數次「為什麼會開始拍紀錄片」，卻總答不出個所以然，只說自己是「誤打誤撞」走上這一行。大學畢業之後，他回到母校復興商工教書，教育現場的封閉環境、管教學生的種種無力感，讓他只待了兩年就決心辭去教職，報考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我以為我是要去學拍電影，面試時才發現搞錯了，這裡是學拍紀錄片的！」
沒想到「走錯棚」的楊力州最後還是被錄取，也就此成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偶然。在他的鏡頭下，紀錄片漸漸跳脫過去「只有文青知識分子會看」的晦澀形象，他以幽默、感性的小人物故事包裝沉重的社會議題，往往讓觀眾看得又哭又笑。
戲台上下的華麗告別
歷時十年才完成的《紅盒子》，對楊力州而言是別具意義的一部作品，因為從小愛看戲，他連自己工作室的名字都取名「後場」（指的是布袋戲或歌仔戲布幕後的後台）。「我是出生在彰化溪湖的鄉下小孩，那時候布袋戲已經是出現在電視上的東西，但大家放學之後就是會趕著回家看，隔天大家會討論昨天播了什麼，對我而言是童年很深刻的記憶。」但後來電視布袋戲停播，和人們的生活距離也越來越遠，有時候看到廟前搬戲酬神，「根本也沒有觀眾看，戲班把戲偶晾在那邊，就充當是演過了。」
直到十年前，楊力州無意間遇見國寶級布袋戲大師陳錫煌的演出，「那真的只能用神乎其技來形容」。楊力州立刻決定要拍這個主題，他認為能夠將細節清楚呈現的大銀幕，最能展現大師的精湛技藝。《紅盒子》裡就有不少鏡頭，特寫戲偶以手挽起一綹長髮、手持長棒頂著不斷旋轉的盤子，或是兩尊戲偶在空中互相拋接而後換手等，令人嘖嘖稱奇的高難度技巧。
然而陳錫煌如今已是88歲高齡，最後擁有精湛技藝的一代，也在快速凋零當中。除了紀錄片，團隊更持續拍攝記錄陳錫煌示範的操偶動作，甚至全本戲譜，「我們或許沒辦法阻止布袋戲有一天真的消滅，但我現在做的事，就是給往後的世代留下火種。」
而在跟拍過程中，楊力州發現陳錫煌身上藏著一個比布袋戲本身更吸引他的故事：做為已故國寶級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長子，陳錫煌自小在父親極為嚴格的訓練中長大，然而由於李天祿入贅陳家，按規矩長子需從母姓，因而也成為這對異姓父子之間，最難跨越的一道鴻溝。
父親的巨大身影
從布袋戲技藝之美、師徒傳承，最終延伸到《紅盒子》的核心命題：「父子」，楊力州卻始終等不到他要的結尾。「其實私底下師傅都會聊他跟爸爸的事，可是只要攝影機一打開，他就什麼都不說了，最後拖到製片、剪接都換了四、五個，還因為拿了輔導金，片子卻一直交不出來被罰錢。但我很堅持，這部片沒有『父子』這件事就無法成立。」
一晃眼等到兩年前，楊力州決定不能再拖下去，「我就剪出一些拍攝片段讓他看，心想：你今天不講出一些什麼，我是不會讓你走的！但他不講就是不講。最後我真的已經沒招了，只好問師傅：你有沒有要跟爸爸講什麼？他只說：『我爸爸喔，他是一個很好的人。』然後就這樣沉默了半晌，最後吐出一句『我不知道要講什麼』，但當改問有沒有要跟田都元帥（陳錫煌每逢演出必定帶在身邊的戲曲祖師爺）講什麼？師傅馬上滔滔不絕地報告起最近劇團去哪表演一類的大小事情。」
「我當下想：這樣可以了。因為對師傅而言，和父親之間不是一句愛或恨說得清楚的事，而是有太多情感糾結在一起。」
李天祿和陳錫煌的父子關係像某種詛咒複製到下一代，陳錫煌的兒子並沒有繼承他的衣缽，和父親的關係也極為疏離，「起初我覺得很可惜，但後來會想這樣也沒什麼不好，像師傅他終其一生都在逃離父親的身影，但那個身影實在太巨大，到現在都快90歲了，他還是被介紹成『李天祿的兒子』。」
放不下的人們
做為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看過太多人情悲歡和社會角落的幽暗無光，「有時在映後QA觀眾會問我：你在拍攝過程中是不是也很感動？但我在現場其實是冷靜到一種不正常的程度，可能轉頭一看攝影師已經哭慘，但我還是繼續下指令。直到在剪接室裡，我才允許自己的情緒出來。」背負著太多人的人生，楊力州坦承自己這十年「越來越不快樂」，嚴重時甚至需要倚靠藥物才能入睡。
「有一次我的心理諮商師跟我說：力州你的問題其實很容易解決，就是不要再拍紀錄片就會好了。我聽完只能苦笑。」不像多數紀錄片導演在拍攝結束後，就和拍攝對象說再見，楊力州每拍完一部電影，心中就多了一群牽掛的人。直到現在，他還是每年都回甲仙，探望當年那些在風災中努力求生存的鄉親們。「我很常跟同事說：做完這部，我就不拍紀錄片了。但可能一有別人來問我要不要來拍什麼，我看一看就忍不住又撩落去，現在我講這個都沒人要相信了啦。」
除了這些放不下的人們，楊力州的另一個軟肋是他的家人，特別是一雙兒女。楊力州的女兒一出生就罹患喉頭發育不全症，夫妻倆害怕女兒一個不注意就窒息，幾乎24小時輪流看顧。「那時候我剛開始拍《紅盒子》，我太太有一次就跟我說，是不是因為布袋戲偶頭是硬的、身體是軟的，女兒脖子才會這樣？那時兩個人都幾乎快崩潰。」所幸女兒後來恢復健康，他也不時在臉書上曬出女兒的生活點滴。「我個性很悲觀、厭世，但從有了孩子開始，我學著去找出在那些絕望裡面，可能還有那麼一點點的希望和未來。」
用說故事改變社會
有時他被別人介紹說：這是台灣最有商業票房的紀錄片導演，他心裡總覺得挺有疙瘩，「那對我而言其實不是讚美。如果我想要賺錢，去拍廣告就好啦！」但工作室不能賠錢，在拍片的空檔，他也接商業廣告或拍攝案維持收入。最初他覺得商業廣告就是收錢拍出對方要的東西，直到後來電信業者找他拍《開口說愛》系列，他把自己擅長的紀實路線帶入廣告拍攝，成功引起話題討論，《小小鼓手》公益短片更在YouTube上累積超過500萬點閱率，「這比拍一百次甩頭髮有趣多了。」楊力州笑說。
用影像說出試圖讓觀眾理解的故事，甚至在鏡頭之外帶來些許改變，《被遺忘的時光》讓更多人認識失智症，或珍惜和年邁父母相處的時光，《拔一條河》在某種程度上幫助甲仙走出災後重建的一條路，或是有人看完《紅盒子》對他說，從不知道布袋戲原來這麼美。他像是拿著火炬探照黑暗的獨行者，而沿路點起的光，又成為支撐他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楊力州
1969年生於彰化溪湖，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30歲開始拍紀錄片，2003年以《新宿駅，東口以東》榮獲電視金鐘獎非戲劇類最佳導演獎、2006年以《奇蹟的夏天》（與張榮吉共同執導）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
其作品擅長以幽默融入嚴肅的社會議題，扭轉紀錄片給人沉重悲情的印象，在真情流露之餘，也勇於探究深層的社會刻劃。重要作品另有《青春啦啦隊》、《拔一條河》和《我們的那時此刻》等。最新作品為記錄國寶級布袋戲大師陳錫煌的《紅盒子》。
《紅盒子》（Father）
導演：楊力州
發行：星泰娛樂
上映日期：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