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得又急又快的疫情幾乎是近一世紀來除了戰爭以外，人們所面臨的全球性最大傷害，從政治、經濟、就業到日常生活等層面無一倖免，就連向來不易受到現實景氣影響的時尚圈也損傷慘重，不僅許多品牌縮減營運規模，甚至面臨破產倒閉。早前巴黎、米蘭和倫敦相繼取消男裝周時程，引起時裝圈一片哀號，而稍後巴黎時裝公會（Fédération de la Haute Couture et de la Mode）發出取消2020秋冬高級訂製服時裝周的聲明，其中幾家時裝屋更宣布本季暫停發表，讓人們驚覺一向專屬貴富階級的高訂竟然也受波及，莫非高級時裝也將隨之崩盤？
人心脆弱無助，高訂時裝周核心成員，也就是時裝屋（couture house）與他們的舵手卻一派悠然，像是亂世中見多識廣、獨撐大局的名門大族，沉著直面亂局而心中思索策略。時裝屋承繼Charles Frederick Worth的當代時裝之火，一面謹守由高訂公會（Chambre Syndicale de la Haute Couture）與法國政府訂下、關於手工量身與裁製的嚴格規定，延續選料、打版、裁製等當代時裝所有的技藝和知識；一面以雄厚人力和物力，研發剪裁和樣式上的創新，擔綱成衣的概念場角色。肩負如此雙重任務，時裝屋清楚自己的時尚天職，是全球服裝和精品產業鏈的領頭人，寧可因應時勢微調百年來的訂製規定，絕不可輕言倒下。於是我們看到Dior和Chanel這兩個屹立逾半世紀的老牌時裝屋，率先從內而外地翻轉百年來的高訂運作規則。
Dior©Brigitte Niedermair
被打亂後的革新
因應防疫措施，時裝屋首先取消了實體大秀而改以無距離無時差的線上影片形式展演作品，接著透過減少發表套數（約為慣常套數的1/3）讓工坊得以有限度開工運作，以符合手工裁製和製作時數的高訂法規。而受限封城規定，各自居家隔離的創意總監和核心設計團隊也首次嘗試遠端協同作業，藉由視訊會議和通訊軟體與工坊團隊溝通並監督、檢核所有的打版和裁製工序，相對地，這也考驗工坊團隊本身的技藝成熟度，以及和創意設計團隊之間的溝通默契。例如受困紐約的Schiaparelli新任創意總監Daniel Roseberry，就因為和巴黎工坊團隊之間尚未有完整的合作經驗，導致無法遠端作業，最後被迫只能以公布31套作品設計圖的形式替代，落得雷聲大雨點小的窘境；反觀在羅馬居家隔離的Maria Grazia Chiuri，卻憑藉著與設計團隊、工坊團隊之間的絕佳默契，以及工匠本身的技藝和完成度，帶領時裝屋首度嘗試遠端執行高訂系列，完成度和精彩度之高可說是Maria接掌時裝屋以來之最。至於最實際的銷售端，Dior選擇性寄送粗胚樣衣讓貴客們在家試裝，再由當地團隊協助量身和諮詢；而香奈兒則是在影片發布的當天下午，在巴黎當地與幾位主要客人面對面服務。
雖然在你我看來，這遠遠偏離了近20年來客人親臨大秀現場，秀後由時裝屋以豪華房車接往工坊量身試裝的做法，但對時裝屋而言，這卻是回到高訂黃金年代時他們和顧客互動的模式。當代最知名、出手最驚人的兩位高訂大戶Betsy Bloomingdale和Lynn Wyatt，便都曾回憶60年代到80年代整整30年之間，Dior、香奈兒、Givenchy和聖羅蘭等時裝屋，每季都會在秀後寄送樣衣至她們的美國豪宅提供試裝，她們還能揀選家中珍藏的珠寶搭配，更確切想像著裝時的樣貌和場合，有助精準下單。因此儘管疫情看似衝擊了高訂的運營生態，但這會不會只是人們站在現今習以為常的數位社群角度的盲點？畢竟對於時裝屋和高訂顧客而言，曇花一現的一場大秀或爭取大眾眼中的曝光度本來就不是首要，最實際的一對一溝通和私密性穿著感受才是維持高訂運營的關鍵，那麼疫情是不是反而讓時裝屋與高訂重回比較健全的生態？這些都值得深思。
無論如何，2020秋冬絕對是各大時裝屋艱難的一關，既然Givenchy、Armani Privé、Gaultier、Atelier Versace都暫停發表，那麼堅持發表的時裝屋除了前述站在時裝產業鏈高度的自覺，或是說是一種家大業大的傲氣，除了兼顧使命感和營運現實之外，有沒有更積極的動機？人們總是說時裝屋不食人間煙火，高級訂製服是一座與世無爭只存美好的聖殿，但真的如此嗎？
Dior高訂以微電影方式呈現，37套全新設計轉換成微型服裝展示，充滿奇幻氛圍。
小人偶的巨大能量
我們先將時間倒轉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百業蕭條，即使在當時已是全球時尚首都的巴黎也一片民不聊生。戰前高達70家的時裝屋如今僅存不到一半，但創造美夢的高訂大師們總是比常人樂觀，豈會輕言放棄？協助母親經營頗具盛名的同名時裝屋Nina Ricci的Robert便有了瘋狂的想法――既然戰後物資短缺，人們也暫時無力訂製，時裝屋想要求生，何不從成本最低的人偶裝開始？這個瘋狂想法經過與高訂公會討論後，決定轉型為舉辦一場名為Théâtre de la Mode的展覽，以此證明即使歷經烽火，時裝屋依然不死，並提振時裝工業士氣。
在Nina Ricci女士登高一呼下，Jeanne Lanvin、Madeleine Vramant、Cristóbal Balenciaga、Pierre Balmain等高訂大師紛紛響應，重啟工坊為237個高約70公分的人偶量身打造訂製服，人偶身上的珠寶配飾則由Cartier和Van Cleef & Arpels負責。1945年3月28日，Théâtre de la Mode於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開展，不到一個月竟吸引近10萬多名觀眾入場，並募得100萬元法郎，Robert和公會決定將款項用於協助巴黎戰後重建，而這場展覽不僅重振高訂產業的信心，龐大人潮帶著參觀完美麗人偶的記憶和感受離開，無形間也撫慰戰後傾頹的人心，讓巴黎人重拾驕傲和自信。展覽引發的正向能量，讓巴塞隆納、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倫敦和維也納等歐洲各國首都競相邀請Théâtre de la Mode前往展出，1946年更受邀在紐約和舊金山兩地開展。巴黎時裝屋不僅因此逐漸恢復戰前的榮景，名聲更首度在美國落地生根，而高級訂製服更證明自己不只是名媛仕女的行頭，更能以美麗的能量為人們帶來希望，高訂史上第二個、也是最輝煌的黃金年代，就此開啟。
Dior©Brigitte Niedermair
Dior©Sophie Carre
Dior 超現實的奇幻旅程
逾半世紀過去，世人多半已經遺忘這段榮耀，然而Maria Grazia Chiuri卻仍銘記於心，畢竟Christian Dior先生就是在這一年於巴黎蒙田大道30號設立同名時裝屋，隔年便發表革命性的New Look。Chiuri不只一次提過疫情對於當代生活的影響和破壞，甚至以悲痛兩字形容，值此動盪時刻，她回想起當年撫慰大半個歐洲和美國人心的Théâtre de la Mode，決定以此作為今年秋冬高訂的主題。雖然也以影片形式發表，但Chiuri大手筆請來《異色童話集》、《皮諾丘的奇幻旅程》導演Matteo Garrone，以《Le Mythe Dior》為題描述兩位侍者抬著蒙田大道30號建築外觀的迷你行李箱，翻山越嶺穿梭在蓊鬱森林和水塘河流間拜訪精靈、美人魚、水仙，箱子打開，一尊尊裝高訂的人偶映入眼簾，幾乎是半世紀前Théâtre de la Mode的進化版。
看著影片中一個個彷彿《五日談》、《變形記》以及古羅馬神話般的夢幻場景，也許你要問那個每一季振臂高呼女權、在伸展台上不斷吶喊女性力量的Chiuri呢？
Théâtre de la Mode的取材絕非偶然，Chiuri一方面是承繼當年各大時裝屋聯手以高訂撫慰人心的義舉，但更深層的是當年出面號召的高訂大師Nina Ricci，其實出身義大利都靈，移居巴黎後才真正在高訂圈獨當一面大放光芒，來自羅馬的Chiuri彷彿就是Ricci女士翻版；而當時最為力挺Ricci的Madeleine Vramant和Jeanne Lanvin，不僅是舉足輕重的女性高訂大師，她們三位更是極少數即使在戰爭期間依然盡力維持工坊運作，並提供流離失所的婦幼庇護處。她們象徵時裝屋即使在最壞年代依然屹立不搖，更代表女性在艱難中的堅毅和力量，而Chiuri跳脫接掌Dior以來總是取材當代女權主義者的慣例，直接上溯高訂祖師奶奶的典範，將她的女權意識從過去張揚吶喊的外顯轉化為療癒世界的溫柔，力量依舊，女權意識依舊，但手法更具溫度，將自己瞬間提升到全新的層次。
系列的三位繆思則透露另一個訊息，雖然Lee Miller、Dora Maar和Jacqueline Lamba都被視為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她們的創意和特立獨行也確實是當代女性的先鋒，但細究她們的創作歷程卻能發現和前述三位高訂女性大師相同的脈絡，也就是以作品撫慰人心。Lee Miller在30年代末期前往倫敦，從此開始她以鏡頭記錄二次大戰中紅十字會志工、護士、留守家園婦女、裁縫和工廠作業員等戰時女性的身影；而Dora Maar則毅然揹起相機，遊走巴塞隆納、倫敦和巴黎等地，拍下困頓環境中底層人物仍奮力營生的畫面；而Jacqueline則是以超現實的筆觸畫出人類總是永保希望的心境。Chiuri將這三位超現實女傑，以及三位高訂大師的力量，透過自己的視角重新詮釋了迪奧先生經典的Bar Jacket和New Look，接著是聖羅蘭先生、Marc Bohan、Gianfranco Ferré和John Galliano等歷任時裝屋舵手的代表設計，最後以自己擅長的南義風情圖樣和刺繡的頎長禮服總結。
以往人們總愛說Chiuri只顧著宣揚自己的女權意識，但今年秋冬高訂可說是她首次將自己的女權意識和時裝屋70年來的設計經典首度結合，再藉由獨特的影像表現手法串場。她並沒有放棄女性主義的主張，反而是因應疫情中的動盪人心，改以更浪漫、更溫和、更具渲染力的語言包裝，並承繼當代高訂的精髓，也宣告迪奧時裝屋即使經歷疫情波及也要持續運作，在精神上、在商業上、在設計上，Chiuri終於來到她接掌時裝屋以來的全新高度。
Chanel
Chanel 寫一首卡爾的浪漫詩
相較於Chiuri的大愛，始終和巴黎前衛女性畫上等號的香奈兒則有另一番詮釋。Virginie Viard令人意外地回顧了恩師Karl Lagerfeld而非時裝屋創辦人Coco Chanel的生活，「我心中浮現的是卡爾的世界。」她回想起好長一段時間裡，Karl會和他那些作風前衛、品味出眾的女性友人出入Le Palace。位於巴黎第九區的Le Palace是整個歐洲最著名的夜生活據點，Mick Jagger、Andy Warhol、Roland Barthes、珍柏金、Grace Jones都是此處最有名的常客，Viard想像頂著蓬鬆隨興的龐克髮型、穿著華麗塔夫塔綢洋裝、配戴華美珠寶的女性，在快要日出的時分和卡爾結伴從巴黎劇院笑鬧走出，彷彿暫時將這個世界的紛擾和困頓放下，只想和摯友好好地活在當下相處的時刻，而這也成為秋冬高訂的靈感起源。
當然仍以香奈兒最經典的斜紋軟呢為基礎，Viard帶領Lesage、Montex、Lemarié和Goossens等手工坊聯手，加入亮片、水晶和半寶石鑲嵌裝飾展現時裝屋最引以為傲的華麗工藝。然而Viard近兩季來也積極力圖為系列注入更加年輕的氣息，因此她以羽毛、緞帶和手繪蕾絲的裝飾，賦予設計浪漫氛圍，再以窄版剪裁、褲腳收窄、繁複的打褶和收腰，以及以波麗露外套、合身褲裝等較俐落的輪廓取代過去的長形線條，一舉將輪廓變得較為輕盈和日常生活感。「高訂的本質就是浪漫，我在每一套設計中都置入無窮無盡的愛意。」Viard以30套的迷你系列提醒我們，無論在哪樣的年代，巴黎終究是一個充滿浪漫和愛的都市。
Valentino
Valentino 涅槃才能重生
這波疫情中，Valentino是少數以較完整的數位化策略因應影響的品牌／時裝屋，例如秋冬成衣系列廣告便由創意總監Pierpaolo Piccioli視訊指導一眾明星和超模穿上由總部寄送的新裝，在居家隔離期間以手機拍攝而成；而秋冬高訂便延續這樣的思維，請來數位時尚先驅Nick Knight操刀拍攝，以直播影片形式發表。提起Nick Knight大家應當不陌生，他最知名的創作就是和鬼才大師Alexander McQueen聯手的影像時裝秀展演，而這回和Piccioli合作又將擦出什麼火花呢？
選在羅馬郊外的電影片廠Cinecittà，這裡可是近一世紀來義大利電影產製的中心，說是大銀幕的造夢搖籃完全是恰如其分。Piccioli選在此處直播展演，很能呼應高級訂製服作為時裝夢想殿堂的地位。像是和曾經的革命夥伴Maria Grazia Chiuri遙相呼應般，Piccioli也意圖藉由高訂療癒備受疫情病痛和死亡威脅的惶惶人心，但不同於Chiuri繁複炫麗的世界，熱愛中古世紀文學的Piccioli想到了涅槃和重生這個人類亙古的探討主題，而對長年浸淫高訂工坊的他來說，高訂最根本的白色胚布正好象徵這兩個字眼――每一套高訂都是從在人台套上白色胚布開始，而當每一套訂製服接近完工時，用來打版和裁製的白胚布底裝便功成身退，留待下一季再啟。在這個動盪的年代，Piccioli希望提醒人們所有的文明都從零開始，而舉凡文明都必經高低起伏，最重要的是能否在外力破壞或毀滅中保持信心和夢想，尋得重新站起來的生機，擅長隱喻的他，便以白色作為今季高訂的主題。
他在片廠以鋼絲將15位模特兒高掛懸空，她們身上穿著全白的佳績紗、塔夫塔綢、絲緞、雪紡紗、烏干紗等面料的訂製服，而上頭的羽毛、亮片、半寶石、蕾絲、布條、水晶裝飾也全是一律的白，Piccioli傾工坊之力在一片雪白世界中極盡華麗之能事，但他刻意加長所有的下襬長度，形成一種超越常人比例的廓型，再由Nick Knight在白色訂製服上以燈光裝置投射出各種印花、圖樣和刺繡，象徵人們從涅槃走向重生，從空白走向富足的進程，而這也是繼McQueen之後再有設計師以數位手法結合傳統訂製工藝的絕佳手筆，Piccioli也藉此提醒時裝圈和普羅大眾――經過這次疫情傷害，如果連最傳統的高訂都能嘗試前衛性的展演形式，那麼關於穿著、關於時裝、關於精品，我們能不能也有新的想像和嘗試？
「高訂讓人即使不閉上雙眼，也能看見夢想。」Piccioli在片廠後台下了如此的總結。都說高訂不食人間煙火，但這一次的疫情，儘管毀壞了人們生活，儘管讓時裝圈跌落谷底，但作為當代人們關於時裝終極夢想的高訂時裝屋，依然沒有放棄造夢者的天職，他們想方設法在動盪中以手工藝傳承的美麗和美力，告訴人們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不要閉上雙眼，而是要好好面對這個世界，保持希望，才能再創造下一個美麗的時刻。
Valentino
